大慈大悲,佛教放生历史介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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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生,早在鲁国时期,中国汉地即有在特殊日子放生的说法,但持续、广泛的放生习俗的形成,还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。那么,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到佛教放生中具体了解关于放生的历史吧。

  放生习俗的渊源

  先秦时期,孔子以舜为好尘榜样,强调环境保护;孟子则强调恻隐之心,并以仁义思想启发梁惠王,《吕氏春秋·异用》、《列子·说符》等已经开创戒杀放尘的风气。佛教传入汉地后,昙无谶译《金光明最胜王经·流水长者子品》为佛教放生提供了理论依据。

  商汤之所以讨伐成功,除了擅用万物之外,更懂得珍惜生灵,不让一切生命被赶尽杀绝,其治国所行仁爱之风,山“成汤解网”事迹可见一斑。《吕氏春秋·异用》记载:

  汤见祝网者,置四面,其祝曰:“从天坠者,从地出者,从四方来者,皆离吾网。”汤曰:“嘻!尽之矣。非桀其孰为此也?”汤收其三面,置其一面,更教祝曰:“昔蛛蝥作网罟,今之人学纡。欲左者左,欲右者右,欲高者高,欲下者下,吾取其犯命者。”汉南之国闻之曰:“汤之德及禽兽矣。”四十国归之。人置四面,未必得鸟;汤去其三面,置其一面,以网其四十国,非徒网鸟也。’

  成汤仁民爱物,强调放尘为上合天心,下顺民意,仁君不忍见猎人四面布网,有违上天好生之德,于是去除三面,仅存一面:并更改祝祷词,化杀戾气为和祥之气,表现了统治者若行放生将比杀尘较易获得民心。

  “成汤解网”对后世影响很大,明代莲池《戒杀放尘文》仍然引用其故事。《列子·说符篇》记载了“周简子正旦放生”的故事:

  邯郸之民,以正月元旦献鸠于简子。简子大悦,厚赏之。客问其故。简子曰:“正旦放生,示有恩也。”客曰:“民知君之欲放之,竞而捕之,死者众矣。君如欲生之,不若禁民勿捕。捕而放之,恩过不相补矣。”简子曰:“然。”’由此可知,邯郸在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风俗,但是民间放生主要是表示对生灵的恩惠,先捕生灵然后再放之,则功过难以相抵。当时,周简子听众门客劝导,将“捕物放生”的作法改为“禁民捕捉”,这是中国禁止屠钓的早期记载。

  宋以前的放生活动

  南北朝以来,放尘习俗逐渐流行。北魏献文帝下敕,勿用牲畜祭祀天地宗社,每年活七万五千牲畜的性命。北齐文宣帝实践佛教的慈悲教法,积极断绝肉食。天保七年(556)五月,文宣帝认为肉食是违反慈悲,故不食肉。天保八年(557)四月庚午颁诏禁取虾、蟹、蛤、蚬等,只准捕鱼;同月乙酉,不论公私禁绝以鹰、鵄猎狩。天保九年(558)二月下诏,限令在阴历十一月和一月准许烧野,此外一律不准用火。

  梁武帝撰写《断酒肉文》,下敕以蔬果为宗庙祭祀用品。而且,梁武帝造十三无尽藏,实践放生与布施二科。萧子显《御讲摩诃般若经序》说:别敕至到张文体,日往屠肆命切鼎俎,即时救赎济免亿数,以此为常。文休者先为运吏,辄散运米与贫民,应入大辟,上愍其一分,恻然不许。非唯赦其重奉,乃加以至到之目,既非凭暖之市义,又无汲黯之请罪。人微宥重,过于昔时。文休既荷嘉贷,未尝暂怠,日中或不得食,而足不得息,周遍京邑,行步如飞,击鼓扬幢,负担驰逐,家禽野兽殚,四生之品,无不放舍焉。是时朝臣至于民庶,并各随喜。

  梁武帝命令张文休每天去屠宰场,买下即将被杀的生物,然后放生。王公贵族以及市民受梁武帝的影响,积极参与、推广放生。

  梁元帝(55l—554在位)下诏建立放生亭,并且撰写《荆州放尘亭碑》:

  鱼从流水,本在桃花之源;龙处大林,恒捻浮云之路。岂谓陵阳垂钓,失云失水;庄子悬竿,吞钩天饵。虽复元龟夜梦,终见取于宋王;朱鹭晨飞,尚张罗于汉后。譬如黄雀伺蝉,不知随弹应至;青鹤逐兔,讵识杠鼎方前。北海之食,鹦鹉未始,非人西王之使传信,谁云贱鸟。故知鱼鸟之观,俱在好生。欲使金床之膈更返,街阳之侣,雪山之鹿,不充食萍之宴。

  梁元帝将古人好生的典故重新整理诠释,显出他怀仁心以治天下,广收教化民心之功效;陈宣帝太建十三年(581),智颢劝请陈宣帝下诏禁止采捕。智颉目睹民众以捕鱼网罟相连四百多里,于是购买江海弯典型段为放生池:并且为渔民讲《金光明经》,渔民闻法改行转业,好生从善,并献临海江沪溪梁六十三所,达三四百余里,为放生池,徐陵树碑阐明因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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