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上书请去佞臣者文言文翻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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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言文《贞观初,有上书请去佞臣者》,出自《贞观政要》。

译文:

贞观初年,有人上书请求清除皇帝身边那些佞邪的臣子,唐太宗对上书的人说:“我任用的人,都认为他是贤臣,你知道哪个是奸佞的臣子吗?”那人回答说:“我住在荒野民间,不能确切知道谁是佞臣。请陛下假装发怒,来试一试身边的大臣们,如果谁不怕雷霆之怒,直言进谏,那就是正直的人。如果谁一味依顺陛下迎合皇上的意见,那就是佞邪的人。”唐太宗对封德彝说:“流水是否清浊,关键在于源头。君主是施政的源头,臣子百姓就好比流水,君主自行欺诈妄为,却要求臣下行为忠直,这就好像水源浑浊而希望流水清澈一样,这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。我常常认为魏武帝曹操为人诡诈,所以特别鄙视他的为人,现在如果让我也这么做,还怎么可以去制定教规和法令呢?”于是,唐太宗又对上书的人说:“我想使大的诚信在天下实行,不想用伪诈的方法去引导风俗,你的话虽然很好,但我不能采纳。”贞观十年,魏徵上疏说:“臣听说治理国家的基础,在于道德和礼教;国君地位的保障,只在于诚实信用。诚实信用树立以后,臣子对国君就没有二心,德行礼义形成后,边远的人民就会前来归顺。由此可见,德行、礼义、诚实、信用是国家的纲领,贯穿在君臣、父子关系中,一刻也不能废弃。不被实行的言语,没有诚意的法令,对国君来说会败坏道德名声,对百姓来说会招致杀身的危险。即使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,有德有才的君子也不会那样做。自从陛下登基,实行王道,盛世清明,已有十多年了,神威遍及四方,各国使者前来朝拜,国家粮仓日益充实,国土日益宽广。但是道德却没有更加深厚,仁义却没有更加广博,这是什么原因呢?是因为陛下对侍臣子和百姓还没有达到诚实信用,虽然陛下在贞观初期勤于政务,有一个好的开头,但却没能做到善始善终。贞观初年,陛下听到好的意见就惊喜赞叹,随后八九年间,仍然乐于接受意见。但从那之后,陛下您渐渐讨厌直言,有时即使勉强接受,也不像早年那般豁达大度了。国君能对臣子尽到礼义,臣子就会为国君竭尽忠诚,关键在于内外无私,君臣之间互相信任。国君不信任臣子就无法驱使臣子,臣子不信任国君就不能服侍国君,可见诚信这条原则是多么重要!要想让君子小人是非分明,必须用仁德来安抚他们,用诚信来对待他们,用仁义来劝勉他们,用礼仪来节制他们。然后表扬善行,摒除劣迹,谨慎处罚,明白赏赐。如果这样做,小人就会无法施展他们的邪佞,君子才能自强不息,无为而治的局面哪里还会遥远呢?如果表扬善行却不能发扬善行,摒弃劣迹却不能杜绝恶行,有罪过的人得不到惩罚,有功劳的人得不到奖赏,那么国家危亡之期,也许保不久就要到来,永远使子孙后代享受昌盛国运、永享太平,还有什么指望呢?唐太宗看了奏疏,感叹道:“如果不遇到魏徵,我怎么可能听到这样的话呢?”唐太宗曾经对长孙无忌等大臣说:“我刚刚即位的时候,有许多人上书建议,有的要我独揽大权,不能委任给臣下;有的要我加强兵力,以使四方少数民族威慑臣服。只有魏徵劝我‘停止战争,振兴文教,广施道德仁义,中原得到了安定,远方异族自然会来臣服’。我听从了他的建议,天下得到大治,边远地区异族的首领都前来朝贡,少数民族经过多重翻译来朝贡,相望于道。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劳。我难道不是用人有道吗?”贞观十七年,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:“《左转》上说:‘宁可不要粮食也要保持百姓对国家的信任’,孔子说:‘人没有诚信就无法安身立命’。从前项羽攻入咸阳之后,已经控制了天下,如果他当时能够努力推行仁信政策,谁还能夺取他的天下呢?”房玄龄回答说: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,称为五常,废弃任何一项都不行。如果能够勤恳地推行这五常,对国家是大有益处的。殷纣王轻慢侮弄五常,周武王就讨伐他,项羽因为没有仁信就被汉高祖夺了天下,确实像陛下所讲的那样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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